昨天,美國洛杉磯,第69屆艾美獎的頒獎就結果隆重揭曉...

妮可·基嫚憑《美麗心計》獲得限定劇/電視電影最佳女主角,《副人之仁》獲得最佳喜劇,《黑鏡》獲得最佳電視電影。

但在眾多劇目中,大量媒體都齊齊將目光聚焦在其中一部劇上:《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仔細算算,今年的艾美獎上,這部由伊麗莎白摩斯(Elisabeth Moss)主演的《使女的故事》真可以算是最大贏家。

他狂攬5項大獎,包括劇情類最佳劇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從各個方面來說,他幾乎都算是「最佳」。

 

但人們關注他,給他如此高的榮譽,除了劇本身的製作精良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在當今這個微妙變化的世界上,反烏托邦劇《使女的故事》描述的壓迫女性的恐怖世界,似乎並不是一個不可能的未來,用他的原著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話來說,目前一切「變得更加可能(even more so)」。

 

瑪格麗特·愛特伍是著名的加拿大作家,她出生於1939年11月18日的渥太華。

在6歲的時候,愛特伍就開始自己寫戲劇和詩,到16歲時,她就選擇好自己的人生道路:當一名職業作家。

 

她在多倫多大學學寫作,一畢業後就因為自己寫的詩集而獲獎,之後她又去哈佛大學讀博士,研究「英語中形上學式的浪漫」。

愛特伍無疑是一名高產的作者,她寫過大約20本小說,8本童書,大量的詩集,還有各種紀實作品。

但她最有名的一部作品,是在80年代寫於柏林的社會科幻小說:《使女的故事》。

 

80年代是一個有趣的時代,一切似乎都欣欣向榮,種族問題、性別問題,似乎都在幾十年間得到解決。

未來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各種政治機制都非常完善,人類一定會越來越好....最終走向最美好、最完美的光明世界...

但真的是如此嗎?

愛特伍是一個心思細膩的女作家,她經歷過女性被壓迫的時代,也經歷過女性解放的時代。

但未來,真的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會是直線發展的康莊大道嗎?

愛特伍不是預言家,但她提供了一種可能:

人類社會是瞬息萬變的,不管是女性地位、個人自由,還是種族平等,他們都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徹底地顛倒改變。

 

(以下內容偏重美劇內容)

《使女的故事》發生在未來的美國,某天,當女主角在公司上班時,突然一群持槍者闖到公司。

 

老闆和他們交談過後,不得不在辦公室大聲宣布,全體女員工被炒魷魚了,因為「法律禁止女性上班」。

所有女員工都一頭霧水了,但很快就搞明白緣由。

在未來的美國,一個極端的宗教革命黨上台,他們殺了政府官員,停掉憲法,用聖經來解釋和規定一切事物。他們將這個新國家取名《Gilead》。

 

革命黨認為女性就應該保守,需要回歸傳統,也就是說,重新成為男性的附庸物。

他們停掉了所有女性的信用卡,把她們的錢轉到她們丈夫或父親的卡上;並且不讓她們上班,不讓她們接受教育,甚至,不讓她們閱讀。

更糟糕的是,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成為了「行走的子宮」。

因為環境污染,大量的女性喪失了生育能力,全球的新生兒數量越來越少。

革命黨就將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找出來,強迫她們穿上紅色的、宛如修女的衣服,讓她們給革命黨的高層領導生孩子。

生孩子,就是她們存在的意義。

她們被稱為「使女」。

 

使女是被完全剝奪自由的女人。

她們沒有自己的名字,她們的名字隨著自己服侍的長官的名字改變而改變。

比如,女主角叫Offred,是因為她服侍的長官名叫Fred,女配角叫Ofglen,是因為她的長官叫Glen,在前面加上Of這個詞,說明侍女們是長官的所有物,當給新的長官生孩子時,她們的名字會換新的。

 

因為革命黨是極端的宗教派,他們在生孩子的時候也搞了一大堆規章制度。

政府規定,長官們和使女生孩子時,他的妻子也必須在場,模仿出聖經中雅各生孩子的場景...

「拉結見自己不給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對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結生氣,說,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豈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結說,有我的使女辟拉在這裡,你可以與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出自聖經。

三人在臥室裡先念這段經,然後擺成下圖這種奇怪的造型,他們將使女視為一種生育通道,通過她,假裝是長官的妻子生孩子。

 

如果使女成功懷孕了,當她大著肚子努力生的時候,長官的妻子根據儀式在另一個房間裡假裝生孩子,等到使女的孩子生出來後,孩子就立馬被抱走,當做是長官妻子生的。

 

而懷孕後的使女,就去下一戶長官家,再次生育...

這就是「兩條腿的子宮」的生活。可怕、殘忍、非人...

和原先的正常生活比,這種日子簡直難以想像,主角們也覺得匪夷所思。

「但他會變成新的『正常』(it will be normal)。」管教她們的嬤嬤說。

 

「新的正常」......

也許說的沒錯,畢竟是人適應性那麼好的生物。

在「新的正常」裡,同性戀被禁止存在,一旦發現後,普通人會被處決,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會被行割禮,所以人們必須謹小慎微,不能說錯做錯。

 

穿著灰色長袍的嬤嬤們給「使女」們洗腦,告訴她們給領導生孩子就是最大的榮耀。

稍有反抗,就用電擊她們...

更殘忍一點,甚至挖去她們的眼睛,反正只要生育能力不受損就行了。

在應激反應下,原先的現代女性們也變得萎萎縮縮。

 

在「新的正常」裡,女性被分為三六九等,從衣服的顏色就可以直接看出來。

 

使女們必須定期參加會議,在持槍士兵的監視下,必須親手給罪犯行刑。

這也是常態....

 

當大環境改變了,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等等,人們會說,這聽上去是不是太誇張了一點兒。

就算是反烏托邦,這故事也太誇張,太絕望了。

作者愛特伍表示,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不是自己瞎編的,她不寫地球上從沒發生過的事...

「我寫作有一個規矩,就是我書裡的每一個情節,他不能是從來沒發生過的。不管是科技也好,什麼也好。我的書裡沒有虛構的物品、虛構的法律、虛構的暴行。

人們說,上帝隱藏在細節中。沒錯,但魔鬼也一樣。」

 

她告訴BBC,自己的靈感主要來源於曾經的奴隸交易、歷史上的焚書,和美國現在仍然存在的一夫多妻,還有中世紀的《奢侈法》(一條管理人們如何吃、喝,和用錢的法律)。

一個重要的靈感是納粹的「生命之泉」項目(Lebensborn)。

1935年,德國的出生率下降,納粹政府搞出了一套種族優生論進行實驗,以此來提高「雅利安」子女的出生率。

他們綁架了大量金頭髮藍眼睛的德國女孩,強迫她們給納粹官員生孩子,認為這樣血統最純。

 

在《使女的故事》中,迫害同性戀、割禮、石刑、限制女性自由...這些在非洲和中東國家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也不是什麼稀奇的設定。

但人們仍然會覺得,這些離自己太遙遠了,這些要不是偏遠國家的事,要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使女的世界肯定不會在自家門口出現。

但其實,對不少中東和非洲國家來說,他們也曾有過更文明的時候。

最明顯的是伊朗的例子。

對伊朗的女性來說,她們的經歷和故事中的女主角一樣,有過一段憤怒又迷惑的過程。

曾經,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們生活是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

 

但在1979年1月,伊朗爆發反對君主體制的革命後,極端的宗教派上台,在短時間內頒布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規定,比如:

女性被禁止當法官,在沙灘、球場、學校教室、公車等公共場合實行性別隔離;女孩的法定婚姻年齡瞬間降到9歲;已婚女性被禁止進入學校;女性必須佩帶頭巾...等等。

1979年3月8日,超過10萬名伊朗女性上街強烈抗議這一系列舉措,首都德黑蘭人山人海。

 

當時還有伊朗男人也幫助女性爭取權利。

 

那時的人們還充滿希望、現代,和朝氣蓬勃,但30多年過去,完全變樣了。

 

不過,這一切改變並不是一下發生的,裡面有各種曲折,在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之前,往往有了各種苗頭。

比如,早在1970年代初,大量的外國工人們來到伊朗工作,加上油價上漲,貧富差距嚴重,人們對外國人充滿仇視。

政府之後又擅自改變了伊斯蘭曆法,激怒國內大量的穆斯林群體,後來,很受歡迎的伊斯蘭教思想家阿里·沙里阿提(Ali Shariati)逝世,人們懷疑他是被政府暗殺的。

在各種各樣的事情下,保守的風氣越來越重,最終,變成了1979年的「必須佩帶頭巾」等種種法律。

而這還不是唯一的例子,土耳其政府在今年也做出令人不安的改變,比如要求女性穿著更保守,土耳其的女性們積極上街吶喊、抗議。

 

人們必須反抗,畢竟,誰知道這會不會是一個更可怕的苗頭呢!

 

在宗教不是那麼濃厚的國家裡,女人們也能看到類似的苗頭,並惶惶不安。

比如,在美國,川普的上台。

川普在競選時被挖出的種種舉動和言論,確實涉及到侮辱女性。

而這樣一位人物竟然坐上了總統之位,讓大量的美國女人感到難以容忍。

在1月21-22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芝加哥、紐約等地,200萬女性上街抗議,被稱為「2017年女性大遊行(2017 Women's March)」。

 

也許會人有覺得誇張,但在性別平等的問題上,真的是一步都不能退讓,畢竟,如果退一步,也許,就會退第二步,情況變得越發糟糕。

就像《使女的故事》中女主角說的那樣...

 

「人們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的生活真的變得像小說。」作者愛特伍在美國大選後無不感慨地說。

因為川普的上台,她的《使女的故事》又變成了熱銷書。

在接受《時代》周刊採訪時,愛特伍還告訴女主角伊麗莎白摩斯,她對未來可能變成「使女」中世界的樣子,感到「更加確信」。

「更加有可能,更加有可能。是的,更加可能,絕對的。」

 

愛特伍經常還會提醒到,人們回憶起曾經女性受壓迫的時代,總有種那是上古時期的印象。

但其實,那也不過是2、30年前的事......

翻翻歷史,我們就能知道:

直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女性才被准許跑馬拉松;

到1965年,法國女人終於能不需要得到丈夫的允許也能去工作;

1970年,法國終結父權制,在此之前,所有家長責任只屬於父親一個人,不用妻子的意見,他能為孩子進行一切法律決定;

1974年,美國女性終於有權得到自己的信用卡(在此之前根據信用卡公司的規定,她們必須通過丈夫的同意才能得到,這也意味著,得到信用卡的前提是結婚);

1975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女性有權成為法庭陪審員;

1971年,美國女性得到法律保護,能自由地成為律師;

1973年,英格蘭和威爾士規定,強迫婚姻為無效;

1975年,西班牙廢止permiso marital (一個婚姻法,他要求已婚女性必須得到丈夫的同意後才能進行幾乎所有的經濟事務,包括能否上班,物品的財產權,和離家旅行);

1976年,奧地利取消丈夫對妻子的工作的限制權力;

1983年,澳洲廢除已婚女性必須得到丈夫允許才能得到護照的規定;

1984年,瑞士廢除已婚婦女必須得到丈夫許可才能提起司法訴訟的規定;

1984年,荷蘭頒布新家庭法宣布兩性平等,廢除丈夫相對妻子有更高的撫養和教育權;

1997年,澳洲全國規定,切割女性生殖器為犯罪;

2016年,英國女兵終於被准許上前線成為近戰士兵.....

 

現在這些看似平常的權利和現象,在幾十年前,是那個時代「新的正常」。

人類社會變化很快,但他並不總是積極正向的變化,有時會走岔路,有時忽上忽下。

女性權益的根基其實不算很深,對未來,也許全球的女人們需要更加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