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翰·拉貝

昨天（9月20日）通過德國大使館傳來上海日軍司令官的消息，從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將再次開始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因而告誡所有的外國人儘快離開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幾個有軍艦航行在揚子江下關段的較小國家的大使館，通知他們的軍艦離開現在的停泊處，轉移到長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則它們會因轟炸受到危害，日本對可能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結果是：英國和法國在其答覆中聲明，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們軍艦的停泊地點，假如英國和法國的財產受到損害或是英國和法國公民受到傷害的話，理所當然地要由日本負責；與此相反，美國大使則帶著他的全體使館人員登上了美國軍艦＂呂宋＂號，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議行事。但事實上，＂呂宋＂號當時仍然停在下關原來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榜樣引起了他們的思考。（英雄精神會傳染！）

德國的大使及其使館全體人員今天上午9時做好了出發去上海的準備。許多美國人和德國人（例如施羅德博士、希爾施貝格大夫家的女士們和哈普羅公司的部分職員）據說同樣記住了日本人的告誡，逃走了。

昨天夜裡，我自己對這情況從各個方面作了充分的考慮。我從比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這裡來不是出於冒險的興趣，而首先是為了保護我的財產，為了代表西門子洋行的利益。當然洋行不會期待（也決不會這麼做）我為洋行而被打死在這裡。我絕對不想為了任何東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東西）輕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險。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著＂主人＂。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最後一刻（這情況我以前在中國北方的戰爭中見到過）；如果他跑了，那麼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搶劫一空。撇開最後一點不說（儘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的濟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如果您離開，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憐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裡去為好。我多麼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裡也在打仗呀。於是他們更願意跟隨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認為我不能這麼做！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里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後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這裡。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於德國、關於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麼回答說：

是的－－

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

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

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我的戰時日記

我們不會拋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只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價呢？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東道國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摘自《拉貝日記（2015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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